那牆的記憶

從有記憶開始，每次跟隨母親到市中心就有機會經過一面綠色山水畫的牆，從不知道它是甚麽，知道名字是監獄的時候，但記憶始終只是一面有山水畫的牆，而牆的另一頭則是個禁區，只有被關在裡面的人，或是管理被關在裡面的人的那些人才有機會知道裡面長什麼樣子，而我，從來沒有去窺視牆的背面。

那面牆豎立在車水馬龍的大路邊，就讀的中學正好在附近，因此牆的記憶從坐巴士匆匆的在旁邊經過，轉變成我回家或是到附近遊樂百貨市場必經的地標。蔡明亮的黑眼圈以它為背景記錄了外來的過客在的生活，其實土生土長在那個城市的我也曾經依循一樣的道路留下足跡，比起小時搭車匆匆而過，這時的我更貼近它。1996年牆的另一面對外開放，我依然不去探視另一面，或許是那個不願意觸碰的污名，也可能是覺得總有一天我會進去，不急著當下。

90年代城中象徵先進發展的捷運系統通車了，我搭著捷運從唯一沒有被繪上壁畫那一面呼嘯而過，對我而言，那是陌生的一面，第一次進入我的生命就是陪伴我等待捷運。它被定位為監獄並豎立了一百一十五年，從原本的邊陲變成核心。臨終前的它被夾在主要幹道之間，正門北向吉隆坡警察局，東面用壁畫點綴先進的Bukit Bintang， 西面有捷運呼嘯而過，與國宅做隔離，南面對著半山芭（Pudu），靜靜的伴著城市的發展，並隔離對這個國家有害的人，但在我的記憶中，他只是一面高牆，監獄這個詞，似乎熟悉，卻又難以套在它身上。

離家這十載，每次回去還是會跟它碰個頭，看到它的表面斑駁，熟悉的深綠也不再飽滿，覺得它也隨著我變老。多年前聽說要把它拆掉，我深覺不可能，我相信它在大家記憶中有一定的地位，對不同的人，它是不同的形態，但絕對不是純粹的監獄，對我而言那是一面牆，一面與這個城市相同地位的牆，監獄只是一個符號。只是，在一個發展與立即經濟效益的短見下，它還是倒下了，看著網路上那晚的短片，我心中在淌血，看了十數秒，無法壓抑心中的悸動，再看到官員們對行動的答覆，我突然覺得一種家已不在的悲痛，在城中的他們竟然已達到如此灑脫的境界，而我只能堅強的苦撐，在遙遠的島上哀悼那牆

地震

在台灣這些年，地震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了。其實最早有地震的體驗是在馬來西亞，記得是在國中二年級還是三年級的時候，學校的旁邊空地開始在動工興建公寓，地基工程讓我在無聊的課中可以盯著水瓶的水感受震動。這個工程持續了幾個月，也讓我有了第一次地震的感覺（據說這個地基工程讓學校獲得了一大筆的賠償金。）

高三的九月二十一號早上從宿舍走下餐廳用早餐時，經過宿舍辦公室，看到了那天報章的頭條新聞是台灣發生了世紀大地震，心中才驚覺我要去除的地方有地震，而且會造成大災難，只是作為一個在不會有地震的國家成長的我而言，期待更甚於恐懼，希望自己可以體驗一下真正的地震。一年後的九月七號，我與中學同學一行廿幾人到台灣，本來期待的是一個有強大文化衝擊的體驗，卻在下機後就被同學會的學長姐“持劫”到桃園的某個樂園去參加迎新活動。那幾天除了對台灣六點多就天暗，早上五點多就全亮有奇怪的感覺之外，並沒有獨特的在國外生活的感覺，身邊還是一起來的高中同學，帶領的是同一個高中的學長姐，大家講的還是家鄉的故事，與未來的期待，和在馬來西亞沒有很大的差別。

活動結束後，我們這群新來的被帶到台北市，在士林夜市有了第一次的文化衝擊體驗，台灣與馬來西亞物價的差別讓我與一位同學看著果汁攤的價格，決定繼續忍耐口渴。第一次地震的體驗則是第二天依循觀光客路線，到中正紀念堂（今天的自由廣場）的路上發生的，因為我們在走路，所以一點感覺都沒有，只是回程路上捷運用龜速前進，知道台灣對這件事情有一套嚴格的管理制度。那個時候台灣仍然在一年前的那場地震中復原，我即便沒有親自感受到那場地震的威力，卻也對強震帶來的影響有深刻的感受。首先是進入僑大後，才發現設備都在修復階段，包括有一個多學期沒有圖書館可用。再來就是身邊有一個同學對地震有強烈的恐懼，後來才知道一年前的地震讓她休學逃回澳門，那是第二次入學，仍然對地震有陰影。

大學被分發到地理系後，地震變成我必須要了解的事情，那是九二一後的第二年，許多被破壞的房屋都被處理了，但仍然有很多痕跡還未被清理，而那些痕跡成為我們最佳的教學考察之地，集集那間被震垮的廟、東勢鎮的那些防震工程、草屯被改變的地形、名間的那些地震故事都被我看到、聽到。這些都是那場地震後的事情，我迅速了解到地震是什麼，也開始有地震的體驗。

我已經忘了什麼時候第一次感受到台灣的地震，只是每次只要台灣有稍微強一點點的地震，馬來西亞的親友就會擔心災害發生，即便從來沒有主動打電話給我，只要我一打電話回家就會被問到地震的事情。這一年多社群網頁的普遍，只要我一在網路上發布台灣地震的消息，就會有馬來西亞的朋友緊張的回應，擔心事情會是很嚴重。我不能說已經習慣地震，卻也不會因為地震有什麼特別的焦慮，就像是每次中央氣象局針對地震的解答：正常的能量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