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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日 星期四

馬來西亞是一個怎樣的國家?

馬來西亞是一個怎樣的國家?這是一個抵達台灣就不曾離開過我們的問題,至少在各個場合中都是一個最好的寒暄話題,一開是遇見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並不知道如何回答,但在短時間內我們很快的形成一個標準的答案。每個人的標準答案不盡相同,至少這些年的經驗讓我發現北中南馬、東海岸和東馬兩州、國中獨中等因素都會形成不同的答案,所以我想問問大家如何回應這個問題。

        說說我自己的經驗好了,其實可以分成兩個階段,作為一個首都出去的馬來西亞人,我必須要說明自己的故鄉和台北的差別,另外就必須說明經典發展情況以及傳說中的種族問題。一開始我並不知道如何說明,標準變成答案我們有華巫印三大族群,每個族群有自己的文化、語言和生活情況,背後存在不平等的政策與族群問題,所以華人被國家的主導群體打壓,所以我無法在馬來西亞升學,所以我必須要到台灣求學。

        隨著而來的就是馬來西亞有排華?這就更不知道如何回應了,印像中的排華應該是印尼般,無法學習自己母語,禁止使用華文才叫排華,在馬來西亞我從小到大非但沒有失去學習自己語言的權利,我還能說除了華語外的三種方言,所以馬來西亞並沒有排華,只是我們被打壓,成為二等公民。接下來的敘述內容我想各位都很清楚,自己沒有說過,也一定聽別人說過,分別是從馬來人、印度人的民族性,華人的文化水平和自己的勤奮刻苦的打拼精神以及如何在面臨國家打壓下“存活”等等方面進行。

        這些都是我們非常熟悉的材料和敘述方式,大學期間這些論述形式成為我回應這些問題的標準答案,因為自己是馬來西亞人,所敘述的儼然就是一個標準答案,身邊同學朋友們都因為自己的的敘述了解馬來西亞如何的一個國家。這樣的回答也覺得四平八穩,我的師長們這麼教,學長姐這麼說,我也這麼說,有什麼問題嗎?

        曾經有一位在美國任教長達二十幾年的電影與文學專長的教授跟我說過他最初進入美國大學任教的經驗,那時候所屬系所的美國籍教授們都很自動的將各個中國有關的研究都算他一分,從佛教、中國國傳統文史哲學等議題都有,他自己非常納悶,明明就不是他的專長啊,後來才發現美國人印象覺得他是來自台灣,一定很了解中華文化的各種議題。我想在台灣的馬來西亞人也一定有類似的經驗,只要有馬來西亞的問題,我們就一定是能夠提供解答的專家,因此在接下來的留台生涯中,我成為馬來西亞專家,能夠解答所有一切關於馬來西亞的問題,自己也很享受這種“待遇”,除了我,還有誰能夠更了解馬來西亞?如果遇到回答不出來的問題,也一定要找一個能夠被接受的答案敷衍過去,反正他們也一定覺得標準答案就是如此(或許也無從考證)。

        這種模式陪伴我度過整個大學階段,反正只要將內部的族群政治情況說清楚就能解答大部分的問題,也能夠處理為何我身在台灣的窘境。直到研究所,這個標準答案被質疑了。

同樣的問題在研究所一樣碰上,我也按照大學期間所形成的標準答案的回應這個問題,一個問,沒有問題,兩個問,我也一樣回答,到第三個問,我的答案被質疑了,聽過我回答的朋友直接回應:你的答案只是抱怨,也只有華人立場的說辭,既然你說馬來西亞是多元族群的國家,你是否有去參考過其他族群對各種議題的看法?他們又如何論述馬來西亞這個地方?如何看待你們華人與其他族群?我當下心虛,只是敷衍的過去,但我知道他切中要害,這一刀砍得真深啊。

為何說他這一刀砍中要害?這就必須說說我大學期間和馬來西亞社會的鏈接,那就是沒有鏈接。別笑,這不是我的經驗,而是大部分旅台生的經驗。抵達台灣那幾年,台灣的對我而言是一個不斷有意外的地方,透過網路有龐大的資訊等著我被消化掉(真的是我們被資訊消化==),我也必須要了解台灣,適應台灣,享受台灣。因此,我整個大學沒有真的去關心過馬來西亞任何議題,因為我覺得已經很了解了,活了十幾年,我還有什麼議題不知道?還有什麼現象不了解?所以我在馬哈迪下台後一段時間才知道首相換人了,2004年馬來西亞大選隔天上憲法課前我不小心翻到中國時報,看到那一則小小的新聞才知道原來第十一屆大選已經選過了。當時的我活在過去的馬來西亞,並沒有意識到原來它會變化,而且是超脫我所認知的變化。

我所受到的挑戰還不只是如此,過去我覺得能夠應付的問題,在這個時候也被質疑,如我在回應族群問題,解說馬來人文化、民族性的時候,我發現我知識基礎純粹建立在課本以及長輩友人的說詞,自己根本就沒有和友族深交的經驗。華小、獨中生涯沒有任何友族同學,之後接觸到的友族都只是在工作上短暫的交集,不然就是父親生意上的朋友,對與友族的節慶,我也只是按照國定假日休息的方式慶祝,所以開齋節我沒有到過馬來人家,大寶森節我也從來都是避開黑風洞遊行的道路,避免陷入塞車的窘境,我可以說我了解他們嗎?某個程度來說,比起台灣人我是了解,但有多少是真的呢?又有多少是建立在偏見與誤解之中的觀念?

留台生的數目龐大,我相信有大部分的同學都沒有再去思考自己與馬來西亞的關係,在台灣的日子只依靠過去的經驗來維持自己對馬來西亞的了解,必須要承認就是這些了解中,很多都是非客觀的偏見,而這些偏見成就的是充滿抱怨的各種說詞。馬來西亞人很會抱怨自己的國家,我從來不相信馬來西亞有所謂的“敏感話題 ”,因為在自己的經驗中,友族的各種傳說與故事從來沒有間斷過,當坐在咖啡店或是mamak檔時,空中從來沒有缺少“敏感話題”的討論聲,只是在檯面上我們不能說,檯面下何時停止抱怨?

其實台灣朋友並不想要聽我們的抱怨,很多時候這些問題只是一個寒暄的好話題而已,何必認真?在面對真的願意聽我們馬來西亞故事的朋友,我們的抱怨又有何用?每個人有自己的國家想像,每個族群有自己的社會認知基礎,從長輩到我們,華人社會已經抱怨超過半個世紀了,不少說詞有多少人去求證?一人傳虛,百人傳實是一個自古的鐵律,那傳了數十年的鐵定已經修煉成鋼鐵般的堅固,所以我們如何去懷疑?後來這三四年我已經不再用過去那套說詞敘述馬來西亞,除了簡單的將社會多元族群的情況說明外,盡量不再加入任何強烈個人偏見的看法,我希望的是又他們自己去觀看與理解馬來西亞,而不是繼承我的看法來認識馬來西亞,我不知道效果如何,但我知道他們沒有必要繼承我們的純粹批判,我知道他們想要看的是一個有別於自己熟悉的地方文化,何必破壞他們的雅興?

*本文本來是想要回應ptt上大馬板的爭論,後來該討論被版主收了,轉貼到此作為分享

2010年8月9日 星期一

大拜拜

在台灣接觸研討會的經驗中,有一種是大拜拜的形式,過去兩天在馬來西亞參加了一場為期兩天的國際研討會,深刻的體驗了這種大拜拜的研討會。曾經有一個資深的馬華學者跟我說過,過去馬來西亞十年都不辦一場研討會,這幾天的體驗,或許可以說馬來西亞華人社會開始走向專業,向學術尋求資源。

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所要辦的各種活動都拋不掉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錢,學術研討會也必須要讓金主上台說幾句,再來就是如果有官方的政治人物到來的話,更是錦上添花,當然也要讓他上去代表國家針對活動講幾句話,然後再大家到台上一起來張大合照,這才掀開了整個研討會的開幕。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就深刻的感覺到交朋友才是這個研討會的主要目的,翻開論文集,看看文章,我的想法更加確定,但背被背後學術的目的仍然存在,只是比起台灣看到的學術,多了一點政治性。

離開馬來西亞這幾年,生活都脫離不了大學,而大學和學術,有一種說不清的關係,尤其在研究所期間,對於學術的政治性,有那麼一點點的體驗。在深入說明本次研討會的政治性前,必須要說一下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情況。過去長久以來,馬華社會僅依靠一套成型於四五十年前的論述維繫,這一套論述立基於民族、中華五千年傳統文化,與國家機器的民族國家對抗。這場戰爭打了超過半個世紀,第一代移民已經消逝,中華成為長輩流傳的那個想像中的故鄉,國家在長輩口中的論述與現實生活的體驗有了斷裂,半個世紀前的那個武器已經不敷使用,如何跳脫民族主義的框架成為今天華人社會重要的任務,而學術生產成為最好的方向。

回過來看這次的研討會,學術的部分其實不多,儘管有一群來自中國院長教授級的學者,大部分卻是因為這個研討會才接觸馬華文學(有人才看過研究對象的一本文集),其中還有國內某大學講師級的發表者在台上竟然說所投的文章是學生的作業,臨時把學生叫上台發表(其實他自己與學生已經講好,主持人也表示不能如此,但他堅持),只有幾位從台灣返馬的馬華作家學者刀刀砍到肉,而台灣到馬來西亞發表的研究生與學者也比較能夠針對關鍵的問題提出回應。

或許使自己的留台經驗讓我對台灣的學術語言比較對味,但我還是必須說,這次的研討會是馬華文學界和中國學術界伸手的儀式,正面的說法是既然取法取得馬來西亞官方國家文學的地位,自我提升超脫國家的框架,與國際華文文壇結合,比較負面的說法是透過學術論述的生產,並以此為武器回來對抗國家機器的暴力。不管何種意義,我仍然期待馬來西亞的華文學術界有不一樣的突破,鬧劇式的插曲就別再發生了

2010年7月19日 星期一

眼鏡

已經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戴眼鏡了,好像是小學四五年級的事情,又好像是小學畢業升中學前的那個假期發現近視,需要佩戴眼鏡。不管什麼時候,眼鏡已經跟隨我近兩個十年了。最近準備離開台灣,心裡在想著要不要配一副新的眼鏡,才驚覺這幾年每換一個新的地方心裡就會想要配一副新的眼鏡。僑大在林口配過一副帶去彰化,彰化生活了四五年也換過一兩幅,離開彰化的前幾天也帶了一副新的到新竹,前年暑假回家前才更同學到眼鏡行選了一副新的,兩年後的今天要撤離台灣,也想要換個新的跟我回去。

戴過多少副眼鏡也已經不可考了,中學時期參加扯鈴隊的那段日子,眼鏡除了矯正視力外,也是我的防護鏡,幫我擋下了不少扯鈴的攻擊,因此我眼鏡一直有幾條特別深的刮痕。反正眼鏡只是一個工具,南征北討必須要戴在臉上,挑選也一定會以找彈性鏡框,一切以耐操為訴求,這是以前長久的想法,直到這幾年帶上隱形眼鏡才讓我重新反思鼻樑上的這兩片塑膠片。這一二十年來我都必須要透過眼鏡才有辦法看清楚,而且這樣的依賴越來越大,從最早一兩百度到今天六百多度,醒著的時間它一定走在我眼前。

隱形眼鏡是離開彰化配新眼鏡的時候一起配的,從這個時候i開始反而是習慣了佩戴隱形眼鏡,畢竟少了鏡片,冬天騎車帶口罩不會起霧(話說自己其實很少帶口罩),熱天流汗不會都滴在鏡片上,少了維護的工作。這樣眼鏡反而出現不一樣的功能,因此想過要買太陽眼鏡耍帥,也想過要戴不一樣的塑膠黑框眼鏡等等,這些都不是重點,重點是大家竟然也習慣了我不戴眼鏡的樣子,偶爾把眼鏡戴出門,反而還會被問。

所以這一切都是習慣使然,習慣了透過眼鏡看世界,世界也反過來看到戴眼鏡的我,本來單純矯正視力的眼鏡原來還有身份的問題,換個眼鏡回家,也就換個新的身份,重新的開始。

2010年7月18日 星期日

Sound

在台灣這些年,我很愛用搭巴士的例子來說明馬來西亞是一個怎樣的地方。中學時期是我最常搭乘巴士的時候,那時候的吉隆坡還有四五家不同的巴士在營運,品質也參差不齊,初中的時候路上大部分都是沒有冷氣的手排老車,除了一位司機外,還有一位售票員在車內穿梭,負責收費,也順便招攬乘客。雖然地處熱帶,把窗戶打開,車子奔馳在路上也會帶入涼涼的風,沒有冷氣也不覺得特別熱,反而下雨天把窗戶關上才是要命的悶。

司機是什麼人,就會決定了車上收聽何種廣播,印度人就是印度電台或是印度歌曲,馬來人就是馬來歌、馬來台,華人想當然爾就是廣東台或是華語台,其實我很懷疑車上除了司機外,還有誰在認真的收聽這些節目。電台和引擎聲組合成背景,就像是畫中的背景色,整個行程中毫不間斷。背景之外,會出現的第一種聲音是馬來文,不管有沒有馬來朋友在車上,司機或是售票員也一定會用馬來文招呼大家,最常就是就是叫大家往車裡擠,下班人多的時間會看到售票員半掛在車門邊,仍然會聽到他用馬來文叫車上的乘客往裡面擠。不管你是什麼人,在馬來西亞這個國度就一定要懂馬來文,售票員就像在發號施令,大家都一定知道他說什麼。

如果我那天正好有同學一起搭車,我們就會用華語或是廣東話交談,成為車上其中一種聲音;假如車中有幾個相熟的印度朋友,就一定有淡米爾文的交談聲,這是是所謂的三大民族,三種主要的語言,不對嗎?我說我可能用廣東話或是華語和同學交談,所以可能時四種,如果這樣,華人內部還可以分成客家話、福建話等,來自半島東岸或是東馬的馬來人說的又是有點不一樣的馬來文,加上外勞和遊客,英文、泰語、孟加拉話等等的都會飄在車子內,已經不知道有幾種組合了。

這是一幅很有趣的景象,這就是馬來西亞的的縮影,聲音只是一種景觀,大家在同一個時候坐在同一台巴士上,用各自的語言溝通,看似嘈雜混亂,卻也從來沒有誰覺得不舒服,曾經有台灣朋友跟我說廣東話像在吵架,很粗魯,也聽說過台灣人覺得外勞們的談話很吵,嘰里呱啦的一點文化都沒有,如果把他丟到馬來西亞的巴士裡,他可能會崩潰吧。

2009年11月29日 星期日

誰是壞人?

馬來西亞華人社會長久以來有一套馬來人劣等的論述,這一套有強烈種族主義思想的論述把馬來人視為不如華人的“劣等”民族(包括智力、文化、個性、民族性等等方面),華人又很習慣把持著馬來人劣等論為武器,揮斬馬來西亞的社會不平等,在我看來是一個十分荒謬的事情。這套發展自華人社會的套論述普遍存在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並且讓我們從小就有馬來人不如華人的認知,大多的華人在第一次有機會接觸馬來人朋友的時候,已經被這個認知先告誡:你要小心這群人。

數十年來馬來西亞華人以此抵抗國家在政策上袒護特定族群,並將自己塑造成為受害者,其實華人社會的這一套論述並沒有改善已經不友善的社會環境,反而還加深了彼此間的不諒解與矛盾。今天不少人開口閉口在對馬來族群進行攻擊,深入的了解會發現大部分的攻擊者都沒有馬來朋友,對於馬來人的文化習俗的認識都只有在學校課本內,為何如此?他們會以不屑結交馬來人作為理由。既然沒有接觸過馬來人,又如何知道馬來人如此“劣等”?答不出來。

說穿了,過去長久以來的敵人都是被華人社會給想像出來的,今天網路上不少網友在不少論壇大放厥詞的批判馬來人與馬來社會文化,都是一個想像的敵人,如果深入的接觸馬來人朋友,會發現這些被告知的印象很多都是空穴來風。華人社會的這些批判論述其實並不只是會在華人內部傳導,聽在馬來族群耳中,誰才是種族主義分子?

2009年11月22日 星期日

為什么冷漠

  這幾天參加了一個臺灣作家陳映真的文學和思想研討會,不少學者和學生參加了此活動。在這個活動之前陳映真對我而言只是一個名字,沒有看過他的文字,不知道他在鄉土論戰中的位置,也不知道他對臺灣社會的影響,然而整個活動下來我看到了他帶給臺灣不同世代一股能量,憑借著這個能量,我全程的參與了整個活動,試圖從里面找出一些連結,希望可以從陳映真的背影中看到一些甚麼。

  最近網路上掀起了一股論戰,事因中國大陸作家王安憶在一個訪談中針對馬華文學做了一些非常個人想法的回答(見全文),我最早讀到這段文字第一個想法是王安憶憑什么可以做這樣的發言?網路上也有不少人對他進行撻伐,著名的馬華作者家黃錦樹也針對這段訪談進行了回應(王安憶見血的一棒)。這幾天我重新檢視這段文字背后的意義,開始反省為甚麼一個身為馬來西亞星洲日報花蹤文學獎的終身評審的知名作家會對馬來西亞做出這樣的評論,透過這兩天在研討會中的沉淀,我看到了一些端倪。

  陳映真的小說跨越了整個臺灣戒嚴白色恐怖時代,如同與會的施教授所說,他是一個報信者,給臺灣人帶來了那個年代的故事,對今天五十歲左右的臺灣人來說是一段生活經驗的記錄,他們對于這些文字感同身受;對今天三四十歲的臺灣人來說他留下了一些生活記錄外,也留下了那個年代知識分子的能量和對臺灣的期待,從這些文字中他們了繼承了這一股能量;跟我同輩的臺灣朋友而言,陳映真留下了原本應該忘記的一段時刻,雖然那一段時光隨他們來說太遙遠,卻只要深入的閱讀陳映真的作品,他們也可以弄清楚那個年代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

  生長在馬來西亞的我,很羨慕臺灣有一個陳映真,因為他,臺灣一段很可能被遺忘的時光和理想被留下來,并且得以持續發酵。看看馬來西亞,這個國家的歷史從一九五0年代開始就被遺忘了,因為沒有一個陳映真,我們不知道1957年獨立前后到底發生什么是事情,也不清楚1965年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故事,更不曉得1969年馬來亞蛻變成馬來西亞的這段過程。因為沒有陳映真,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自一九五0年代之后就沒有進步,到今天仍然擺脫不了那個年代民族的理想。

  因為如此,這六十年來我們仍然原地踏步,追尋一個六十年前就設定好的目標,從來沒有人懷疑(也不能被質疑),只要有不同的聲音,就會被民族大義這個枷鎖扣上,并發放邊疆成為民族罪人,從此沒有人敢再質疑,導致這個目標如同被封印在時間膠囊內般保存了數十年。對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內部而言,這一切是如此的理所當然,但身在外部的王安憶來看,他也只能做出一個不該是這個年代的評論。

  從外部看的朋友會有如同王安憶的想法,那生長在內部的我們又如何靠著一個數十年前的目標持續提供能量維持我們的生命?八九月份在跟高中同學聚餐了時,一位從東海岸某獨中來的學生靠到我們的餐桌前,開始跟我們說明她為何募款,母語教育需要我們的支持等等,我們一行十數人當下表現沉默,就像是看到流浪漢或是買盜版的靠近餐桌般(又或是看到過去的自己靠近?)。各位必須要知道的是這全都是在十年前畢業於獨中的人,這些人不應該是二話不說的馬上掏錢的嗎?沉默片刻後終於有一位掏出了一張紙鈔遞給那位為華教橫跨半島到西海岸來的年輕學生,樂捐卡也不簽就把她打發走了,爾后的兩個小時的用餐,沒有人提起這個插曲,真的就如同不受歡迎的銷售員被打發走後,沒有人會在意。

  這件事情在我心中猶如一根刺般的幾個月來一直不知道怎么的拔掉,不知道為甚麼大家會這麼冷漠地看待培養自己的教育系統,或許這兩天就是答案,因為這個系統仍然依循過去五十年設定的規則在運作,殊不知道今天從這個系統出來的大部分人已經無法用這一套存在於這個社會中,大家能做的就選擇跟我們前輩一樣的冷漠和沉默。

  這個冷漠其實有跡可尋,從英殖民反共開始,到六九年的五一三事件,你們都一貫的保持冷漠,華文教育運動是這段時間僅有的運動,在這個范疇以外的地方你們都選擇冷漠不說,這樣才不會有麻煩。大家都不說,就沒有人會深入的了解,我們集成了太多的不清楚和不了解,能做的就只有繼續繼承你們最擅長的保持冷漠。不要怪我們不支持你們,也不要怪我們沒有規矩,因為你們選擇用冷漠來面對你們的那個時代,我們也只能依循這個典范來面對我們時代中的不清楚,只是這一次華教也成為了我們冷漠的議題。

  冷漠了數十年,我們已經無法在承載那些黯淡不明的種種,我們已經無法認識自己到底為何而存在,民族主義那個祖國早不一樣也回不去了,如果我們持續繼承你們的冷漠,會被後代譴責的,為了讓他們有一個清楚的未來,原諒我們譴責你們。

2009年8月10日 星期一

第一篇和對部落格的一些想法

  在這個空間之前有過別的網路空間,斷斷續續的經營了一些不同的空間,有為了特定的人,也有為了某些特定的原因,那些空間有的已經不存在了,有的已經忘記了。會再開這一個新的網誌是因為自己覺得應該將自己一些在思考問題和聽到的故事做一些整理和分享,趁機會吸收一些別人的看法。

  其實這個空間早在這一篇文章前一個多月就已經建立起來,只是一直沒有開始寫一些東西,會這樣是因為心中對網路空間有一些顧慮。借用Goffman的戲劇理論來說說明好了,對我而言至少有馬來西亞和台灣兩個大的區塊,這兩個區塊可以再細出更多不同的細舞台,長久來沒有經營一個特定的部落格純粹就是覺得我生活中的不同舞台是沒有辦法連結起來的,也因為這樣我才想要有一個我的空間,不管你是我馬來西亞的朋友還是台灣的同學,都可以看到我的不同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