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

中學離家開始，搬家就是一個常態，每年至少重複一次，簡單的從A寢室搬到B寢室，也表示必須要將所有的家當篩選打包，什麼該丟棄，哪些該送回家，那一類要跟著我移動到新的地方，這是一個例行公事。在還未離開家太遙遠的那個時候，並不需要做太多的篩選，無法分類的不是留下，就是搬回家堆積，也不知道何時會再開啟。離國出走這十年，家裡還有好幾箱中學的雜物堆積在儲藏室內，每次回家母親都會要我去處理，看看要丟還是要留，每次我都選擇不回應，或許這就是我在家僅有的空間吧，也是一種時空膠囊的另外一同形態。

從馬來西亞搬來台灣的時候，只有一個塞滿一些日常用品以及衣物的大行李箱，台灣九月份的天氣和馬來西亞沒有太大的差別，就這樣搬進了僑大先修班的宿舍，與來自世界各國的朋友住在同一屋簷下。一年後知道自己要遠離台北到中部唸書，即合了幾位一起被分發到彰化的同學，租了一台小發財車將六七人的家當從林口送到彰化，那時候多了各種日常用品，以及一年四季不同的服裝，東西變多了。

大學因為學校宿舍空間的規劃，每年至少要搬家三四次，如何收納，並且最有效率的搬遷成為我這幾年不斷在修練的技術。隨著生活的時間越來越長，個人物品如同記憶，不斷的增加，只是除了少數日常會用到的，大部分都被封箱堆集，隨著個人的移動，從這個點移動到另外一個點。

連年的搬家，丟棄的永遠不及堆積的速度，到我要離開彰化到新竹時，友人總共開了三四趟車次才把我的家當完全清來新竹。每次移動，都展開一個全新的生活，新的寢室，新的室友，新的相處模式，新的物品擺設方法，所以搬家不是一個簡單的物理移動，也帶進了全新的生活。

今年我決定要從台灣搬回馬來西亞，讓我擔心的不是搬運的問題，而是生活的問題。回家似乎是很合理的事情，只是跟家人的疏離是一種回不去，自國中離家到大學離國，我早已習慣一個人的生活，跟家人的聯繫不是我生活的常態，離國這十年，只有在奶奶過世時接過家人的電話，而我自己一年也沒有給家裡撥打超過10次的電話，家人習慣我不在，我也習慣一個人在。我的搬回，可能會以一種闖入的形態出現，已經形成一個平衡生態的家將會因為我的返回產生一個斷裂。

那牆的記憶

從有記憶開始，每次跟隨母親到市中心就有機會經過一面綠色山水畫的牆，從不知道它是甚麽，知道名字是監獄的時候，但記憶始終只是一面有山水畫的牆，而牆的另一頭則是個禁區，只有被關在裡面的人，或是管理被關在裡面的人的那些人才有機會知道裡面長什麼樣子，而我，從來沒有去窺視牆的背面。

那面牆豎立在車水馬龍的大路邊，就讀的中學正好在附近，因此牆的記憶從坐巴士匆匆的在旁邊經過，轉變成我回家或是到附近遊樂百貨市場必經的地標。蔡明亮的黑眼圈以它為背景記錄了外來的過客在的生活，其實土生土長在那個城市的我也曾經依循一樣的道路留下足跡，比起小時搭車匆匆而過，這時的我更貼近它。1996年牆的另一面對外開放，我依然不去探視另一面，或許是那個不願意觸碰的污名，也可能是覺得總有一天我會進去，不急著當下。

90年代城中象徵先進發展的捷運系統通車了，我搭著捷運從唯一沒有被繪上壁畫那一面呼嘯而過，對我而言，那是陌生的一面，第一次進入我的生命就是陪伴我等待捷運。它被定位為監獄並豎立了一百一十五年，從原本的邊陲變成核心。臨終前的它被夾在主要幹道之間，正門北向吉隆坡警察局，東面用壁畫點綴先進的Bukit Bintang， 西面有捷運呼嘯而過，與國宅做隔離，南面對著半山芭（Pudu），靜靜的伴著城市的發展，並隔離對這個國家有害的人，但在我的記憶中，他只是一面高牆，監獄這個詞，似乎熟悉，卻又難以套在它身上。

離家這十載，每次回去還是會跟它碰個頭，看到它的表面斑駁，熟悉的深綠也不再飽滿，覺得它也隨著我變老。多年前聽說要把它拆掉，我深覺不可能，我相信它在大家記憶中有一定的地位，對不同的人，它是不同的形態，但絕對不是純粹的監獄，對我而言那是一面牆，一面與這個城市相同地位的牆，監獄只是一個符號。只是，在一個發展與立即經濟效益的短見下，它還是倒下了，看著網路上那晚的短片，我心中在淌血，看了十數秒，無法壓抑心中的悸動，再看到官員們對行動的答覆，我突然覺得一種家已不在的悲痛，在城中的他們竟然已達到如此灑脫的境界，而我只能堅強的苦撐，在遙遠的島上哀悼那牆

地震

在台灣這些年，地震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了。其實最早有地震的體驗是在馬來西亞，記得是在國中二年級還是三年級的時候，學校的旁邊空地開始在動工興建公寓，地基工程讓我在無聊的課中可以盯著水瓶的水感受震動。這個工程持續了幾個月，也讓我有了第一次地震的感覺（據說這個地基工程讓學校獲得了一大筆的賠償金。）

高三的九月二十一號早上從宿舍走下餐廳用早餐時，經過宿舍辦公室，看到了那天報章的頭條新聞是台灣發生了世紀大地震，心中才驚覺我要去除的地方有地震，而且會造成大災難，只是作為一個在不會有地震的國家成長的我而言，期待更甚於恐懼，希望自己可以體驗一下真正的地震。一年後的九月七號，我與中學同學一行廿幾人到台灣，本來期待的是一個有強大文化衝擊的體驗，卻在下機後就被同學會的學長姐“持劫”到桃園的某個樂園去參加迎新活動。那幾天除了對台灣六點多就天暗，早上五點多就全亮有奇怪的感覺之外，並沒有獨特的在國外生活的感覺，身邊還是一起來的高中同學，帶領的是同一個高中的學長姐，大家講的還是家鄉的故事，與未來的期待，和在馬來西亞沒有很大的差別。

活動結束後，我們這群新來的被帶到台北市，在士林夜市有了第一次的文化衝擊體驗，台灣與馬來西亞物價的差別讓我與一位同學看著果汁攤的價格，決定繼續忍耐口渴。第一次地震的體驗則是第二天依循觀光客路線，到中正紀念堂（今天的自由廣場）的路上發生的，因為我們在走路，所以一點感覺都沒有，只是回程路上捷運用龜速前進，知道台灣對這件事情有一套嚴格的管理制度。那個時候台灣仍然在一年前的那場地震中復原，我即便沒有親自感受到那場地震的威力，卻也對強震帶來的影響有深刻的感受。首先是進入僑大後，才發現設備都在修復階段，包括有一個多學期沒有圖書館可用。再來就是身邊有一個同學對地震有強烈的恐懼，後來才知道一年前的地震讓她休學逃回澳門，那是第二次入學，仍然對地震有陰影。

大學被分發到地理系後，地震變成我必須要了解的事情，那是九二一後的第二年，許多被破壞的房屋都被處理了，但仍然有很多痕跡還未被清理，而那些痕跡成為我們最佳的教學考察之地，集集那間被震垮的廟、東勢鎮的那些防震工程、草屯被改變的地形、名間的那些地震故事都被我看到、聽到。這些都是那場地震後的事情，我迅速了解到地震是什麼，也開始有地震的體驗。

我已經忘了什麼時候第一次感受到台灣的地震，只是每次只要台灣有稍微強一點點的地震，馬來西亞的親友就會擔心災害發生，即便從來沒有主動打電話給我，只要我一打電話回家就會被問到地震的事情。這一年多社群網頁的普遍，只要我一在網路上發布台灣地震的消息，就會有馬來西亞的朋友緊張的回應，擔心事情會是很嚴重。我不能說已經習慣地震，卻也不會因為地震有什麼特別的焦慮，就像是每次中央氣象局針對地震的解答：正常的能量釋放。

隨性

下午一位朋友說想要躺在草皮上，

就隨著他走到最近的一塊草坪，整理一下衣服，他就直接坐下躺在上面，

而我只站在旁邊看著，他問我為何不坐下，我猶豫了一下才坐下。

小時候住在大城市的郊外的一個華人新村，

從小就與左鄰右舍的一群同齡小孩一起玩樂，

爬樹、爬排水溝都不在話下，家旁邊就是一所國中，

想當然爾的那塊操場一直是我們的玩樂場地之一，

別說坐在上面，，連草都吃了不少，

只是年紀越來越大，自己離開家裡到市中心的寄宿學校唸書，

中學畢業就到台灣，轉眼上一次隨性的躺在草皮上可能已經是快20年前的事情了，今天小小的一個舉動，我竟然猶豫起來。

讀著廖宏強的《獨立公園宣言》，不禁將自己與他文字中的生活做鏈接，

他描寫的是七八零年代馬來西亞一個小新村的故事，

我自己則很幸運的沾上了最後一點點的痕跡。

沒有他說的橡膠園，但知道抓豹虎的事情，

打架魚的回憶更是感同身受，

懷念那個時候那種跟土地親近的生活，

但都只剩下回憶。

或許就像蔡明亮說的，

他所記憶的事物已經不同，

因此他只能夠找回過去的物來創作，

《是夢》和那椅子便是這樣這樣出現，

今天我理解他說的。

你好嗎？

這個時候已經要開始收拾心情準備再度離開家了，
其實長期在外的我有時候會在想到底家對我而言是甚麼，
當身邊的朋友都說回家的時候，
我的家是學校宿舍內的某個床位，
或是在外面的某個套房，
習慣了這樣的生活模式反而面對家人時無所適從，
這可能就是大家口中的習慣自由吧。

你呢？
這一個多月來都沒有在網路上遇到你，
最後知道你面對留在學校和到台北的選擇，
那也是我回來前的事情了，
這個時候你應該已經開始上班了，
所以生活還好嗎？

今年將大學四年累積的課本和一些書寄回家，
經過了一個多月的漂泊，
今天收到了，
整理時看到一本本的大學課本，
心中還會是問為什麼要把一堆台灣的教科書帶回來，
其實心中很明白不會再去讀那些文字了，會全部留下最大的原因是回憶吧。

有時候回想自己很幸運的遇上你，
四年的大學生活其實很充實，
很清楚如果不是你我的蹺課次數將不會是屈指可數，
也不會有動力把自己的作品投稿在系上的刊物中，
我想我很懶這件事你也很清楚的。

緣分是很玄妙的，
想念也是很超出人能夠理解的，
所以今天我很想知道你現在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