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是一個怎樣的國家?

馬來西亞是一個怎樣的國家？這是一個抵達台灣就不曾離開過我們的問題，至少在各個場合中都是一個最好的寒暄話題，一開是遇見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並不知道如何回答，但在短時間內我們很快的形成一個標準的答案。每個人的標準答案不盡相同，至少這些年的經驗讓我發現北中南馬、東海岸和東馬兩州、國中獨中等因素都會形成不同的答案，所以我想問問大家如何回應這個問題。

        說說我自己的經驗好了，其實可以分成兩個階段，作為一個首都出去的馬來西亞人，我必須要說明自己的故鄉和台北的差別，另外就必須說明經典發展情況以及傳說中的種族問題。一開始我並不知道如何說明，標準變成答案我們有華巫印三大族群，每個族群有自己的文化、語言和生活情況，背後存在不平等的政策與族群問題，所以華人被國家的主導群體打壓，所以我無法在馬來西亞升學，所以我必須要到台灣求學。

        隨著而來的就是馬來西亞有排華？這就更不知道如何回應了，印像中的排華應該是印尼般，無法學習自己母語，禁止使用華文才叫排華，在馬來西亞我從小到大非但沒有失去學習自己語言的權利，我還能說除了華語外的三種方言，所以馬來西亞並沒有排華，只是我們被打壓，成為二等公民。接下來的敘述內容我想各位都很清楚，自己沒有說過，也一定聽別人說過，分別是從馬來人、印度人的民族性，華人的文化水平和自己的勤奮刻苦的打拼精神以及如何在面臨國家打壓下“存活”等等方面進行。

        這些都是我們非常熟悉的材料和敘述方式，大學期間這些論述形式成為我回應這些問題的標準答案，因為自己是馬來西亞人，所敘述的儼然就是一個標準答案，身邊同學朋友們都因為自己的的敘述了解馬來西亞如何的一個國家。這樣的回答也覺得四平八穩，我的師長們這麼教，學長姐這麼說，我也這麼說，有什麼問題嗎？

        曾經有一位在美國任教長達二十幾年的電影與文學專長的教授跟我說過他最初進入美國大學任教的經驗，那時候所屬系所的美國籍教授們都很自動的將各個中國有關的研究都算他一分，從佛教、中國國傳統文史哲學等議題都有，他自己非常納悶，明明就不是他的專長啊，後來才發現美國人印象覺得他是來自台灣，一定很了解中華文化的各種議題。我想在台灣的馬來西亞人也一定有類似的經驗，只要有馬來西亞的問題，我們就一定是能夠提供解答的專家，因此在接下來的留台生涯中，我成為馬來西亞專家，能夠解答所有一切關於馬來西亞的問題，自己也很享受這種“待遇”，除了我，還有誰能夠更了解馬來西亞？如果遇到回答不出來的問題，也一定要找一個能夠被接受的答案敷衍過去，反正他們也一定覺得標準答案就是如此（或許也無從考證）。

        這種模式陪伴我度過整個大學階段，反正只要將內部的族群政治情況說清楚就能解答大部分的問題，也能夠處理為何我身在台灣的窘境。直到研究所，這個標準答案被質疑了。

同樣的問題在研究所一樣碰上，我也按照大學期間所形成的標準答案的回應這個問題，一個問，沒有問題，兩個問，我也一樣回答，到第三個問，我的答案被質疑了，聽過我回答的朋友直接回應：你的答案只是抱怨，也只有華人立場的說辭，既然你說馬來西亞是多元族群的國家，你是否有去參考過其他族群對各種議題的看法？他們又如何論述馬來西亞這個地方？如何看待你們華人與其他族群？我當下心虛，只是敷衍的過去，但我知道他切中要害，這一刀砍得真深啊。

為何說他這一刀砍中要害？這就必須說說我大學期間和馬來西亞社會的鏈接，那就是沒有鏈接。別笑，這不是我的經驗，而是大部分旅台生的經驗。抵達台灣那幾年，台灣的對我而言是一個不斷有意外的地方，透過網路有龐大的資訊等著我被消化掉（真的是我們被資訊消化==），我也必須要了解台灣，適應台灣，享受台灣。因此，我整個大學沒有真的去關心過馬來西亞任何議題，因為我覺得已經很了解了，活了十幾年，我還有什麼議題不知道？還有什麼現象不了解？所以我在馬哈迪下台後一段時間才知道首相換人了，2004年馬來西亞大選隔天上憲法課前我不小心翻到中國時報，看到那一則小小的新聞才知道原來第十一屆大選已經選過了。當時的我活在過去的馬來西亞，並沒有意識到原來它會變化，而且是超脫我所認知的變化。

我所受到的挑戰還不只是如此，過去我覺得能夠應付的問題，在這個時候也被質疑，如我在回應族群問題，解說馬來人文化、民族性的時候，我發現我知識基礎純粹建立在課本以及長輩友人的說詞，自己根本就沒有和友族深交的經驗。華小、獨中生涯沒有任何友族同學，之後接觸到的友族都只是在工作上短暫的交集，不然就是父親生意上的朋友，對與友族的節慶，我也只是按照國定假日休息的方式慶祝，所以開齋節我沒有到過馬來人家，大寶森節我也從來都是避開黑風洞遊行的道路，避免陷入塞車的窘境，我可以說我了解他們嗎？某個程度來說，比起台灣人我是了解，但有多少是真的呢？又有多少是建立在偏見與誤解之中的觀念？

留台生的數目龐大，我相信有大部分的同學都沒有再去思考自己與馬來西亞的關係，在台灣的日子只依靠過去的經驗來維持自己對馬來西亞的了解，必須要承認就是這些了解中，很多都是非客觀的偏見，而這些偏見成就的是充滿抱怨的各種說詞。馬來西亞人很會抱怨自己的國家，我從來不相信馬來西亞有所謂的“敏感話題 ”，因為在自己的經驗中，友族的各種傳說與故事從來沒有間斷過，當坐在咖啡店或是mamak檔時，空中從來沒有缺少“敏感話題”的討論聲，只是在檯面上我們不能說，檯面下何時停止抱怨？

其實台灣朋友並不想要聽我們的抱怨，很多時候這些問題只是一個寒暄的好話題而已，何必認真？在面對真的願意聽我們馬來西亞故事的朋友，我們的抱怨又有何用？每個人有自己的國家想像，每個族群有自己的社會認知基礎，從長輩到我們，華人社會已經抱怨超過半個世紀了，不少說詞有多少人去求證？一人傳虛，百人傳實是一個自古的鐵律，那傳了數十年的鐵定已經修煉成鋼鐵般的堅固，所以我們如何去懷疑？後來這三四年我已經不再用過去那套說詞敘述馬來西亞，除了簡單的將社會多元族群的情況說明外，盡量不再加入任何強烈個人偏見的看法，我希望的是又他們自己去觀看與理解馬來西亞，而不是繼承我的看法來認識馬來西亞，我不知道效果如何，但我知道他們沒有必要繼承我們的純粹批判，我知道他們想要看的是一個有別於自己熟悉的地方文化，何必破壞他們的雅興？

*本文本來是想要回應ptt上大馬板的爭論，後來該討論被版主收了，轉貼到此作為分享

大拜拜

在台灣接觸研討會的經驗中，有一種是大拜拜的形式，過去兩天在馬來西亞參加了一場為期兩天的國際研討會，深刻的體驗了這種大拜拜的研討會。曾經有一個資深的馬華學者跟我說過，過去馬來西亞十年都不辦一場研討會，這幾天的體驗，或許可以說馬來西亞華人社會開始走向專業，向學術尋求資源。

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所要辦的各種活動都拋不掉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錢，學術研討會也必須要讓金主上台說幾句，再來就是如果有官方的政治人物到來的話，更是錦上添花，當然也要讓他上去代表國家針對活動講幾句話，然後再大家到台上一起來張大合照，這才掀開了整個研討會的開幕。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就深刻的感覺到交朋友才是這個研討會的主要目的，翻開論文集，看看文章，我的想法更加確定，但背被背後學術的目的仍然存在，只是比起台灣看到的學術，多了一點政治性。

離開馬來西亞這幾年，生活都脫離不了大學，而大學和學術，有一種說不清的關係，尤其在研究所期間，對於學術的政治性，有那麼一點點的體驗。在深入說明本次研討會的政治性前，必須要說一下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情況。過去長久以來，馬華社會僅依靠一套成型於四五十年前的論述維繫，這一套論述立基於民族、中華五千年傳統文化，與國家機器的民族國家對抗。這場戰爭打了超過半個世紀，第一代移民已經消逝，中華成為長輩流傳的那個想像中的故鄉，國家在長輩口中的論述與現實生活的體驗有了斷裂，半個世紀前的那個武器已經不敷使用，如何跳脫民族主義的框架成為今天華人社會重要的任務，而學術生產成為最好的方向。

回過來看這次的研討會，學術的部分其實不多，儘管有一群來自中國院長教授級的學者，大部分卻是因為這個研討會才接觸馬華文學（有人才看過研究對象的一本文集），其中還有國內某大學講師級的發表者在台上竟然說所投的文章是學生的作業，臨時把學生叫上台發表（其實他自己與學生已經講好，主持人也表示不能如此，但他堅持），只有幾位從台灣返馬的馬華作家學者刀刀砍到肉，而台灣到馬來西亞發表的研究生與學者也比較能夠針對關鍵的問題提出回應。

或許使自己的留台經驗讓我對台灣的學術語言比較對味，但我還是必須說，這次的研討會是馬華文學界和中國學術界伸手的儀式，正面的說法是既然取法取得馬來西亞官方國家文學的地位，自我提升超脫國家的框架，與國際華文文壇結合，比較負面的說法是透過學術論述的生產，並以此為武器回來對抗國家機器的暴力。不管何種意義，我仍然期待馬來西亞的華文學術界有不一樣的突破，鬧劇式的插曲就別再發生了

眼鏡

已經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戴眼鏡了，好像是小學四五年級的事情，又好像是小學畢業升中學前的那個假期發現近視，需要佩戴眼鏡。不管什麼時候，眼鏡已經跟隨我近兩個十年了。最近準備離開台灣，心裡在想著要不要配一副新的眼鏡，才驚覺這幾年每換一個新的地方心裡就會想要配一副新的眼鏡。僑大在林口配過一副帶去彰化，彰化生活了四五年也換過一兩幅，離開彰化的前幾天也帶了一副新的到新竹，前年暑假回家前才更同學到眼鏡行選了一副新的，兩年後的今天要撤離台灣，也想要換個新的跟我回去。

戴過多少副眼鏡也已經不可考了，中學時期參加扯鈴隊的那段日子，眼鏡除了矯正視力外，也是我的防護鏡，幫我擋下了不少扯鈴的攻擊，因此我眼鏡一直有幾條特別深的刮痕。反正眼鏡只是一個工具，南征北討必須要戴在臉上，挑選也一定會以找彈性鏡框，一切以耐操為訴求，這是以前長久的想法，直到這幾年帶上隱形眼鏡才讓我重新反思鼻樑上的這兩片塑膠片。這一二十年來我都必須要透過眼鏡才有辦法看清楚，而且這樣的依賴越來越大，從最早一兩百度到今天六百多度，醒著的時間它一定走在我眼前。

隱形眼鏡是離開彰化配新眼鏡的時候一起配的，從這個時候i開始反而是習慣了佩戴隱形眼鏡，畢竟少了鏡片，冬天騎車帶口罩不會起霧（話說自己其實很少帶口罩），熱天流汗不會都滴在鏡片上，少了維護的工作。這樣眼鏡反而出現不一樣的功能，因此想過要買太陽眼鏡耍帥，也想過要戴不一樣的塑膠黑框眼鏡等等，這些都不是重點，重點是大家竟然也習慣了我不戴眼鏡的樣子，偶爾把眼鏡戴出門，反而還會被問。

所以這一切都是習慣使然，習慣了透過眼鏡看世界，世界也反過來看到戴眼鏡的我，本來單純矯正視力的眼鏡原來還有身份的問題，換個眼鏡回家，也就換個新的身份，重新的開始。

Sound

在台灣這些年，我很愛用搭巴士的例子來說明馬來西亞是一個怎樣的地方。中學時期是我最常搭乘巴士的時候，那時候的吉隆坡還有四五家不同的巴士在營運，品質也參差不齊，初中的時候路上大部分都是沒有冷氣的手排老車，除了一位司機外，還有一位售票員在車內穿梭，負責收費，也順便招攬乘客。雖然地處熱帶，把窗戶打開，車子奔馳在路上也會帶入涼涼的風，沒有冷氣也不覺得特別熱，反而下雨天把窗戶關上才是要命的悶。

司機是什麼人，就會決定了車上收聽何種廣播，印度人就是印度電台或是印度歌曲，馬來人就是馬來歌、馬來台，華人想當然爾就是廣東台或是華語台，其實我很懷疑車上除了司機外，還有誰在認真的收聽這些節目。電台和引擎聲組合成背景，就像是畫中的背景色，整個行程中毫不間斷。背景之外，會出現的第一種聲音是馬來文，不管有沒有馬來朋友在車上，司機或是售票員也一定會用馬來文招呼大家，最常就是就是叫大家往車裡擠，下班人多的時間會看到售票員半掛在車門邊，仍然會聽到他用馬來文叫車上的乘客往裡面擠。不管你是什麼人，在馬來西亞這個國度就一定要懂馬來文，售票員就像在發號施令，大家都一定知道他說什麼。

如果我那天正好有同學一起搭車，我們就會用華語或是廣東話交談，成為車上其中一種聲音；假如車中有幾個相熟的印度朋友，就一定有淡米爾文的交談聲，這是是所謂的三大民族，三種主要的語言，不對嗎？我說我可能用廣東話或是華語和同學交談，所以可能時四種，如果這樣，華人內部還可以分成客家話、福建話等，來自半島東岸或是東馬的馬來人說的又是有點不一樣的馬來文，加上外勞和遊客，英文、泰語、孟加拉話等等的都會飄在車子內，已經不知道有幾種組合了。

這是一幅很有趣的景象，這就是馬來西亞的的縮影，聲音只是一種景觀，大家在同一個時候坐在同一台巴士上，用各自的語言溝通，看似嘈雜混亂，卻也從來沒有誰覺得不舒服，曾經有台灣朋友跟我說廣東話像在吵架，很粗魯，也聽說過台灣人覺得外勞們的談話很吵，嘰里呱啦的一點文化都沒有，如果把他丟到馬來西亞的巴士裡，他可能會崩潰吧。

搬家

中學離家開始，搬家就是一個常態，每年至少重複一次，簡單的從A寢室搬到B寢室，也表示必須要將所有的家當篩選打包，什麼該丟棄，哪些該送回家，那一類要跟著我移動到新的地方，這是一個例行公事。在還未離開家太遙遠的那個時候，並不需要做太多的篩選，無法分類的不是留下，就是搬回家堆積，也不知道何時會再開啟。離國出走這十年，家裡還有好幾箱中學的雜物堆積在儲藏室內，每次回家母親都會要我去處理，看看要丟還是要留，每次我都選擇不回應，或許這就是我在家僅有的空間吧，也是一種時空膠囊的另外一同形態。

從馬來西亞搬來台灣的時候，只有一個塞滿一些日常用品以及衣物的大行李箱，台灣九月份的天氣和馬來西亞沒有太大的差別，就這樣搬進了僑大先修班的宿舍，與來自世界各國的朋友住在同一屋簷下。一年後知道自己要遠離台北到中部唸書，即合了幾位一起被分發到彰化的同學，租了一台小發財車將六七人的家當從林口送到彰化，那時候多了各種日常用品，以及一年四季不同的服裝，東西變多了。

大學因為學校宿舍空間的規劃，每年至少要搬家三四次，如何收納，並且最有效率的搬遷成為我這幾年不斷在修練的技術。隨著生活的時間越來越長，個人物品如同記憶，不斷的增加，只是除了少數日常會用到的，大部分都被封箱堆集，隨著個人的移動，從這個點移動到另外一個點。

連年的搬家，丟棄的永遠不及堆積的速度，到我要離開彰化到新竹時，友人總共開了三四趟車次才把我的家當完全清來新竹。每次移動，都展開一個全新的生活，新的寢室，新的室友，新的相處模式，新的物品擺設方法，所以搬家不是一個簡單的物理移動，也帶進了全新的生活。

今年我決定要從台灣搬回馬來西亞，讓我擔心的不是搬運的問題，而是生活的問題。回家似乎是很合理的事情，只是跟家人的疏離是一種回不去，自國中離家到大學離國，我早已習慣一個人的生活，跟家人的聯繫不是我生活的常態，離國這十年，只有在奶奶過世時接過家人的電話，而我自己一年也沒有給家裡撥打超過10次的電話，家人習慣我不在，我也習慣一個人在。我的搬回，可能會以一種闖入的形態出現，已經形成一個平衡生態的家將會因為我的返回產生一個斷裂。

那牆的記憶

從有記憶開始，每次跟隨母親到市中心就有機會經過一面綠色山水畫的牆，從不知道它是甚麽，知道名字是監獄的時候，但記憶始終只是一面有山水畫的牆，而牆的另一頭則是個禁區，只有被關在裡面的人，或是管理被關在裡面的人的那些人才有機會知道裡面長什麼樣子，而我，從來沒有去窺視牆的背面。

那面牆豎立在車水馬龍的大路邊，就讀的中學正好在附近，因此牆的記憶從坐巴士匆匆的在旁邊經過，轉變成我回家或是到附近遊樂百貨市場必經的地標。蔡明亮的黑眼圈以它為背景記錄了外來的過客在的生活，其實土生土長在那個城市的我也曾經依循一樣的道路留下足跡，比起小時搭車匆匆而過，這時的我更貼近它。1996年牆的另一面對外開放，我依然不去探視另一面，或許是那個不願意觸碰的污名，也可能是覺得總有一天我會進去，不急著當下。

90年代城中象徵先進發展的捷運系統通車了，我搭著捷運從唯一沒有被繪上壁畫那一面呼嘯而過，對我而言，那是陌生的一面，第一次進入我的生命就是陪伴我等待捷運。它被定位為監獄並豎立了一百一十五年，從原本的邊陲變成核心。臨終前的它被夾在主要幹道之間，正門北向吉隆坡警察局，東面用壁畫點綴先進的Bukit Bintang， 西面有捷運呼嘯而過，與國宅做隔離，南面對著半山芭（Pudu），靜靜的伴著城市的發展，並隔離對這個國家有害的人，但在我的記憶中，他只是一面高牆，監獄這個詞，似乎熟悉，卻又難以套在它身上。

離家這十載，每次回去還是會跟它碰個頭，看到它的表面斑駁，熟悉的深綠也不再飽滿，覺得它也隨著我變老。多年前聽說要把它拆掉，我深覺不可能，我相信它在大家記憶中有一定的地位，對不同的人，它是不同的形態，但絕對不是純粹的監獄，對我而言那是一面牆，一面與這個城市相同地位的牆，監獄只是一個符號。只是，在一個發展與立即經濟效益的短見下，它還是倒下了，看著網路上那晚的短片，我心中在淌血，看了十數秒，無法壓抑心中的悸動，再看到官員們對行動的答覆，我突然覺得一種家已不在的悲痛，在城中的他們竟然已達到如此灑脫的境界，而我只能堅強的苦撐，在遙遠的島上哀悼那牆

地震

在台灣這些年，地震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了。其實最早有地震的體驗是在馬來西亞，記得是在國中二年級還是三年級的時候，學校的旁邊空地開始在動工興建公寓，地基工程讓我在無聊的課中可以盯著水瓶的水感受震動。這個工程持續了幾個月，也讓我有了第一次地震的感覺（據說這個地基工程讓學校獲得了一大筆的賠償金。）

高三的九月二十一號早上從宿舍走下餐廳用早餐時，經過宿舍辦公室，看到了那天報章的頭條新聞是台灣發生了世紀大地震，心中才驚覺我要去除的地方有地震，而且會造成大災難，只是作為一個在不會有地震的國家成長的我而言，期待更甚於恐懼，希望自己可以體驗一下真正的地震。一年後的九月七號，我與中學同學一行廿幾人到台灣，本來期待的是一個有強大文化衝擊的體驗，卻在下機後就被同學會的學長姐“持劫”到桃園的某個樂園去參加迎新活動。那幾天除了對台灣六點多就天暗，早上五點多就全亮有奇怪的感覺之外，並沒有獨特的在國外生活的感覺，身邊還是一起來的高中同學，帶領的是同一個高中的學長姐，大家講的還是家鄉的故事，與未來的期待，和在馬來西亞沒有很大的差別。

活動結束後，我們這群新來的被帶到台北市，在士林夜市有了第一次的文化衝擊體驗，台灣與馬來西亞物價的差別讓我與一位同學看著果汁攤的價格，決定繼續忍耐口渴。第一次地震的體驗則是第二天依循觀光客路線，到中正紀念堂（今天的自由廣場）的路上發生的，因為我們在走路，所以一點感覺都沒有，只是回程路上捷運用龜速前進，知道台灣對這件事情有一套嚴格的管理制度。那個時候台灣仍然在一年前的那場地震中復原，我即便沒有親自感受到那場地震的威力，卻也對強震帶來的影響有深刻的感受。首先是進入僑大後，才發現設備都在修復階段，包括有一個多學期沒有圖書館可用。再來就是身邊有一個同學對地震有強烈的恐懼，後來才知道一年前的地震讓她休學逃回澳門，那是第二次入學，仍然對地震有陰影。

大學被分發到地理系後，地震變成我必須要了解的事情，那是九二一後的第二年，許多被破壞的房屋都被處理了，但仍然有很多痕跡還未被清理，而那些痕跡成為我們最佳的教學考察之地，集集那間被震垮的廟、東勢鎮的那些防震工程、草屯被改變的地形、名間的那些地震故事都被我看到、聽到。這些都是那場地震後的事情，我迅速了解到地震是什麼，也開始有地震的體驗。

我已經忘了什麼時候第一次感受到台灣的地震，只是每次只要台灣有稍微強一點點的地震，馬來西亞的親友就會擔心災害發生，即便從來沒有主動打電話給我，只要我一打電話回家就會被問到地震的事情。這一年多社群網頁的普遍，只要我一在網路上發布台灣地震的消息，就會有馬來西亞的朋友緊張的回應，擔心事情會是很嚴重。我不能說已經習慣地震，卻也不會因為地震有什麼特別的焦慮，就像是每次中央氣象局針對地震的解答：正常的能量釋放。